譚君字復生，又號壯飛，湖南瀏陽縣人。少倜儻有大志，淹通群籍，能文章，好任俠，善劍術。父繼洵，官湖北巡撫。幼喪母，為父專所虐，備極孤孽苦，故操心危，慮患深，而德慧術智日增長焉。弱冠從軍新疆，游巡撫劉公錦棠幕府。劉大奇其才，將薦之于朝；會劉以養(yǎng)親去官，不果。自是十年，來往于直隸、新疆、甘肅、陜西、河南、湖南、湖北、江蘇、安徽、浙江、臺灣各省，察視風土，物色豪杰。然終以巡撫君拘謹，不許遠游，未能盡其四方之志也。
自甲午戰(zhàn)事后，益發(fā)憤提倡新學，首在瀏陽設一學會，集同志講求磨礪，實為湖南全省新學之起點焉。時南海先生方倡強學會于北京及上海，天下志士，走集應和之。君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，游京師，將以謁先生，而先生適歸廣東，不獲見。余方在京師強學會任記纂之役，始與君相見，語以南海講學之宗旨，經(jīng)世之條理，則感動大喜躍，自稱私淑弟子，自是學識更日益進。時和議初定，人人懷國恥，士氣稍振起。君則激昂慷慨，大聲疾呼。海內(nèi)有志之士，睹其豐采，聞其言論，知其為非常人矣。以父命就官為候補知府，需次金陵者一年，閉戶養(yǎng)心讀書，冥探孔佛之精奧，會通群哲之心法，衍繹南海之宗旨，成《仁學》一書。又時時至上海與同志商量學術，討論天下事，未嘗與俗吏一相接。君常自謂“作吏一年，無異入山”。
時陳公寶箴為湖南巡撫，其子三立輔之，慨然以湖南開化為己任。丁酉六月，黃君遵憲適拜湖南按察使之命；八月，徐君仁鑄又來督湘學。湖南紳士等蹈厲奮發(fā)，提倡桑梓，志士漸集于湘楚。陳公父子與前任學政江君標，乃謀大集豪杰于湖南，并力經(jīng)營，為諸省之倡。于是聘余及等為學堂教習，召歸練兵。而君亦為陳公所敦促，即棄官歸，安置眷屬于其瀏陽之鄉(xiāng)，而獨留長沙，與群志士辦新政。于是湖南倡辦之事，若內(nèi)河小輪船也，商辦礦務也，湘粵鐵路也，時務學堂也，武備學堂也，保衛(wèi)局也，南學會也，皆君所倡論擘畫者，而以南學會最為盛業(yè)。設會之意，將合南部諸省志士，聯(lián)為一氣，相與講愛國之理，求救亡之法，而先從湖南一省辦起，蓋實兼學會與地方議會之規(guī)模焉。地方有事，公議而行，此議會之意也；每七日大集眾而講學，演說萬國大勢及政學原理，此學會之意也。于時君實為學長，任演說之事。每會集者千數(shù)百人，君慷慨論天下事，聞者無不感動。故湖南全省風氣大開，君之功
居多。
今年四月，定國是之詔既下，君以學士徐公致靖薦被征。適大病不能行，至七月乃扶病入覲，奏對稱旨�；噬铣钠非溷曑姍C章京，與楊銳、林旭、劉光第同參預新政，時號為軍機四卿。參預新政者，猶唐宋之參知政事，實宰相之職也。皇上欲大用康先生，而上畏西后，不敢行其志。數(shù)月以來，皇上有所詢問，則令總理衙門傳旨，先生有所陳奏，則著之于所進呈書之中而已。自四卿入軍機，然后皇上與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，銳意欲行大改革矣。而西后及賊臣忌益甚，未及十日，而變已起。君之始入京也，與言皇上無權西后阻撓之事，君不之信。及七月二十七日，皇上欲開懋勤殿設顧問官，命君擬旨，先遣內(nèi)侍持歷朝圣訓授君，傳上言康熙、乾隆、咸豐三朝有開懋勤殿故事，令查出引入上諭中，蓋將以二十八日親往頤和園請命西后云。君退朝，乃告同人曰：“今而知皇上之真無權矣。”至二十八日，京朝人人咸知懋勤殿之事，以為今日諭旨將下，而卒不下，于是益知西后與帝之不相容矣。二十九日，皇上召見楊銳，遂賜衣帶詔，有“朕位幾不保，命康與四卿及同志速設法籌救”之詔。君與康先生捧詔慟哭，而皇上手無寸柄，無所為計。時諸將之中，惟袁世凱久使朝鮮，講中外之故，力主變法。君密奏請皇上結(jié)以恩遇，冀緩急或可救助，詞極激切。
八月初一日，上召見袁世凱，特賞侍郎。初二日復召見。初三日夕，君徑造袁所寓之法華寺，直詰袁曰：“君謂皇上何如人也？”袁曰：“曠代之圣主也。”君曰：“天津閱兵之陰謀，君知之乎？”袁曰：“然，固有所聞。”君乃直出密詔示之曰：“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，惟在足下，足下欲救則救之。”又以手自撫其頸曰：“茍不欲救，請至頤和園首仆而殺仆，可以得富貴也。”袁正色厲聲曰：“君以袁某為何如人哉？圣主乃吾輩所共事之主，仆與足不同受非常之遇，救護之責，非獨足下，若有所教，仆固愿聞也。”君曰：“榮祿密謀，全在天津閱兵之舉，足下及董、聶三軍，皆受榮所節(jié)制，將挾兵力以行大事。雖然，董、聶不足道也，天下健者惟有足下。若變起，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，保護圣主，復大權，清君側(cè)，肅宮廷，指揮若定，不世之業(yè)也。”袁曰：“若皇上于閱兵時疾馳入仆營，傳號令以誅奸賊，則仆必能從諸君子之后，竭死力以補救。”君曰：“榮祿遇足下素厚，足下何以待之？”袁笑而不言。袁幕府某曰：“榮賊并非推心待慰帥者。昔某公欲增慰帥兵，榮曰：‘漢人未可假大兵權。’蓋向來不過籠絡耳。即如前年胡景桂參劾慰帥一事，故乃榮之私人，榮遣其劾帥而已查辦，昭雪之以市恩；既而胡即放寧夏知府，旋升寧夏道。此乃榮賊心計險極巧極之處，慰帥豈不知之？”君乃曰：“榮祿固操莽之才，絕世之雄，待之恐不易易。”袁怒目視曰：“若皇上在仆營，則誅榮祿如殺一狗耳。”因相與言救上之條理甚詳。袁曰：“今營中槍彈火藥皆在榮賊之手，而營哨各官亦多屬舊人。事急矣！既定策，則仆須急歸營，更選將官，而設法備貯彈藥則可也。”乃丁寧而去，時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。
至初五日，袁復召見，聞亦奉有密詔云。至初六日變遂發(fā)。時余方訪君寓，對坐榻上，有所擘劃，而抄捕南海館（康先生所居也）之報忽至，旋聞垂簾之諭。君從容語余曰：“昔欲救皇上既無可救，今欲救先生亦無可救，吾已無事可辦，惟待死期耳。雖然，天下事知其不可而為之，足下試入日本使館，謁伊藤氏，請致電上海領事而救先生焉。”余是夕宿日本使館，君竟日不出門，以待捕者。捕者既不至，則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館與余相見，勸東游，且攜所著書及詩文辭稿本數(shù)冊家書一篋托焉。曰：“不有行者，無以圖將來；不有死者，無以酬圣主。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，程嬰杵臼，月照西鄉(xiāng)，吾與足下分任之。”遂相與一抱而別。初七八九三日，君復與俠士謀救皇上，事卒不成。初十日遂被逮。被逮之前一日，日本志士數(shù)輩苦勸君東游，君不聽。再四強之，君曰：“各國變法，無不從流血而成。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，此國之所以不昌也。有之，請自嗣同始！”卒不去，故及于難。君既系獄，題一詩于獄壁曰：“望門投宿思張儉，忍死須臾待杜根。我自橫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膽兩昆侖。”蓋念南海也。以八月十三日斬于市，春秋三十有三。就義之日，觀者萬人，君慷慨神氣不少變。時軍機大臣剛毅監(jiān)斬，君呼剛前曰：“吾有一言！”剛?cè)ゲ宦�，乃從容就戮。嗚呼烈矣�?/p>
君資性絕特，于學無所不窺，而以日新為宗旨，故無所沾滯；善能舍己從人，故其學日進。每十日不相見，則議論學識必有增長。少年曾為考據(jù)箋注金石刻鏤詩古文辭之學，亦好談中國古兵法；三十歲以后，悉棄去，究心泰西天算格致政治歷史之學，皆有心得，又究心教宗。當君之與余初相見也，極推崇耶氏兼愛之教，而不知有佛，不知有孔子；既而聞南海先生所發(fā)明《易》《春秋》之義，窮大同太平之條理，體乾元統(tǒng)天之精意，則大服；又聞《華嚴》性海之說，而悟世界無量，現(xiàn)身無量，無人無我，無去無住，無垢無凈，舍救人外，更無他事之理；聞相宗識浪之說，而悟眾生根器無量，故說法無量，種種差別，與圓性無礙之理，則益大服。自是豁然貫通，能匯萬法為一，能衍一法為萬，無所罣礙，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。作官金陵之一年，日夜冥搜孔佛之書。金陵有居士楊文會者，博覽教乘，熟于佛故，以流通經(jīng)典為己任。君時時與之游，因得遍窺三藏，所得日益精深。其學術宗旨，大端見于《仁學》一書，又散見于與友人論學書中。所著書《仁學》之外，尚有《寥天一閣文》二卷，《莽蒼蒼齋詩》二卷，《遠遺堂集外文》一卷，《劄記》一卷，《興算學議》一卷，已刻《思緯壹壷臺短書》一卷，《壯飛樓治事》十篇，《秋雨年華之館叢脞書》四卷，《劍經(jīng)衍葛》一卷，《印錄》一卷，并《仁學》皆藏于余處，又政論數(shù)十篇見于《湘報》者，乃與師友論學論事書數(shù)十篇。余將與君之石交等共搜輯之，為《譚瀏陽遺集》若干卷，其《仁學》一書，先擇其稍平易者，附印《清議報》中，公諸世焉。君平生一無嗜好，持躬嚴整，面稜稜有秋肅之氣。無子女；妻李
閏，為中國女學會倡辦董事。
論曰：復生之行誼磊落，轟天撼地，人人共知，是以不論；論其所學。自唐宋以后呫畢小儒，徇其一孔之論，以謗佛毀法，固不足道；而震旦末法流行，數(shù)百年來，宗門之人，耽樂小乘，墮斷常見，龍象之才，罕有聞者。以為佛法皆清凈而已，寂滅而已。豈知大乘之法，悲智雙修，與孔子必仁且智之義，如兩爪之相印。惟智也，故知即世間即出世間，無所謂凈土；即人即我，無所謂眾生。世界之外無凈土，眾生之外無我，故惟有舍身以救眾生。佛說：“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？”孔子曰：“吾非斯人之徒與，而誰與？”“天下有道，丘不與易。”故即智即仁焉。既思救眾生矣，則必有救之之條理。故孔子治《春秋》，為大同小康之制，千條萬緒，皆為世界也，為眾生也，舍此一大事，無他事也�！度A嚴》之菩薩行也，所謂誓不成佛也�！洞呵铩啡乐x，救過去之眾生與救現(xiàn)在之眾生，救現(xiàn)在之眾生與救將來之眾生，其法異而不異；救此土之眾生與救彼土之眾生，其法異而不異；救全世界之眾生與救一國之眾生，救一人之眾生，其法異而不異：此相宗之唯識也。因眾生根器，各各不同，故說法不同，而實法無不同也。既無凈土矣，既無我矣，則無所希戀，無所罣礙，無所恐怖。夫凈土與我且不愛矣，復何有利害毀譽稱譏苦樂之可以動其心乎？故孔子言不憂不惑不懼，佛言大無畏，蓋即仁即智即勇焉。通乎此者，則游行自在，可以出生，可以入死，可以仁，可以救眾生。
譚嗣同，戊戍六君子之一。清朝末年積極推進戊戍變法，變法失敗后放棄逃亡機會，說：“各國變法，無不從流血而成。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，此國之所以不昌也。有之，請自嗣同始！”后與其他5位志士從容就義。
